中国的郡县设置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近3000年来,郡县的演变纷繁复杂,却长久保持着良好运行,并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完善、发展。
“县”,是历史最悠久、使用时间最长的行政区划,也一直是最稳定、最具生命力的政区层级。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时代的地域单元,到大一统国家的基层政区,直至今天作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关键环节,“县”一路走来,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之治的壮丽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内为郡县,天下由一统
“县”为什么叫“县”?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追索,“县”的繁体字作“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縣,系也”,有悬挂、联系之意。西周时期,周王的食邑叫王畿或国畿,畿内的土地与周王紧紧“联系”在一起。故《说文解字》解释“县”字曰:“天子畿内,县也。”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旧有的分封制和礼义秩序分崩离析,“县”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楚武王灭掉权国,派了一个叫“斗缗”的人做“尹”。虽说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楚武王设权为县,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个“尹”等同于后来楚国的“县尹”。
说县,离不开郡。历史上郡与县的关系非常密切,通常认为郡制的产生稍晚于县制,它最初设在县之外更加荒僻的地区,多具有军事组织性质,地位原本较县为低。《左传》记载,春秋时晋国赏赐军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广泛。秦孝公商鞅变法时期,“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将基层的乡里聚落集合成为县,每县设有一个县令,整个秦国境内设41个县。与此同时,其他各国的县制也在蓬勃发展当中。
既然县是由“小乡”聚成的,那么一个县应当有多大?由于战国时各国国土面积不均,县数不明,还时常有领土的兼并,所以县的规模参差不齐。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后,县的大小就有了规定:按《史记》之说,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的基本面积是百里,而随着人口的疏密有所调整,人口越密,面积越小。至此,百里之县,基本定型。
一县之域,为何定为百里?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做了如下推断:“假定县城位于方百里的某县的几何中心,那么到四边的距离都是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17.5公里。这样的距离,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这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农民进城交纳租赋都是比较合宜的。”
当然,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因为一个县的地域,不会是四方的。但这样的推测也大致不会错,秦汉时期,中国形成了关中和山东(崤山或华山以东)两个经济中心,而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皆为一马平川,在其上划百里为县也是合理可行的。
秦朝统一四海,始推郡县制;汉朝郡国并行,县是郡国下的行政单位。此后,就政区系统的主体结构而言,从东汉的州、郡、县三级制,唐的道、州、县三级制,元代行省制下的路、府、州、县,一直到明清的省、府、县三级,不论县的上级行政单位名称如何变化,唯有县一级岿然不动。
作为一个稳定的基本行政单位,县从未被历史潮流淹没,一直沿用至今。
县得治,天下无不治
太史公曾有语: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重视县域治理,是我国自秦设郡县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县域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清人何良栋辑《經世文四編》中言:“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一州县得人,则一州县治,各州县皆得其人,则天下无不治。”治县关乎治国,县安方有国定。
因地域之差异,变化之繁复,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种县分等制度。政区分等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政区幅员大小、户口多寡、地理区位、事务繁简、赋役轻重等。各个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分等方式也变化不定。
秦汉时期,县的等第之别主要在于户口多寡,以万户为界分作大、小二等。三国时期,依据事务繁简,增作剧、中、平三等,且剧县徭役有所减免。魏晋以降,及至隋唐再度统一的三百余年间,伴随着常年战乱造成的社会秩序动荡与频繁的政权更迭,人口数量锐减,政区滥置明显,而县级政区等第划分的人口标准降低、等第数量增加,旧有的划分方式进一步走向没落。
唐代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等次,综合了政治地位、地理位置与户口三大要素,此制为五代后周及宋代所沿袭。元代再度回归依据户口多寡划分等第,分上、中、下三等。有明一代,则逐渐出现并完善了以繁简为例的县级分等,虽等第仍分作上、中、下三等,但是划分标准逐渐从户口多寡转变为大小、繁简、冲僻、难易之分。及至清代,冲、繁、疲、难作为县级政区分作四等的依据渐成定制。所谓“冲”,即地理位置之冲僻,“繁”为行政事务之繁简,“疲”是赋税之完欠,“难”指民风之悍淳或命盗案件多寡。四项要素根据地方实情组合,组合之数的多寡与官缺的职务繁简、选任方式相挂钩。
总的来说,从秦汉时期较为简单的大小县之分,到清代复杂的冲繁疲难四字考语,分等的衡量指标愈加精密完善,朝廷对于县级政区的管理程度不断加深、更加精准。这反映了县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地位:县,是沟通国家行政中枢和地方乡里组织的关键纽带。县以上,是等级分明的官僚机构,有严格的典章制度与君臣伦理;县以下,是宗族社会和里甲组织,有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
正如清代官员方大湜所说:“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县官,虽然在地方官中的品级较低,却是真正接触百姓、执行政令之官。相比之下,他们的上司,如总督、巡抚、知府、道员等,都只是司职监督之官。因此,一个好的县官,常常被老百姓敬称为“父母官”——他们才是与百姓福祉休戚相关的官。
县制能够持续两千余年,其根本原因也正在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形象地把国家比喻为一张网,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县的设置,是基于我国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的长久之计。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县域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和稳定地位的重要场域和空间单元。
中国人的“老家”在县里
中国人很热情,如果两个人初次认识,一般会问对方“老家是哪的”。这时,只说哪省是不够的,还会问到“哪市、哪县”,县回答完了,籍贯问题才算清楚。
问题简单平淡,却深藏学问。
古代科举放榜,考生籍贯写的也是某某省某某县,越过府州一级。北京国子监里有一张晚清时期的“皇榜”,那些中举的考生,写的就是:“安徽祁门县人”“浙江钱塘县人”“直隶玉田县人”“福建长乐县人”……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一种“家乡情结”,根深蒂固。
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县、自己的家乡,会感觉很亲切。中国人的老家,在县里。
西晋永嘉之乱,晋帝室南迁,世家大族也随之迁徙。“衣冠南渡”的规模极为庞大,南迁人口超过百万。这么多人,如何管理?东晋政府的对策是:设置一批侨州郡县,即把北方原郡县名,原样照搬到南方。如当涂县,在东汉时期一度属淮南郡管辖,以其地临涂山(今属蚌埠市)而得名。东晋时,侨置当涂县于江南,今为马鞍山市的属县。这样,流亡士族得以保持自己的籍贯。
可以看出,郡县之名早已超越一个名称的价值,成为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符号,帮助国家聚拢人心。虽然身在异乡,人们却在县名中寄托对已然失去的北方故土的眷恋,表达恢复中原之志。
中国台湾省的许多地名,也直观地记录了福建移民对家乡的留恋。如高雄市鼓山区惠安里,源自泉州惠安县;台北市信义区永春里,源自泉州永春县;高雄市田寮乡的南安村,源自泉州南安县;彰化市的安溪里,源自泉州安溪县;台中市大甲镇的德化里,源自泉州德化县;高雄市仁武乡的漳浦寮,源于漳州漳浦县;彰化县鹿港镇的诏安里,源于漳州诏安县;嘉义县的南靖寮,源于漳州南靖县;台中市平和里,源于漳州平和县……
正是因为中国人心底把县当成家乡,因此即使移民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忘故土。
县:
连接传统和未来的纽带,
打通城市和乡村的支点。
这是一个城镇化、信息化疾速推进的时代,城市里空前繁荣的商品供应和层出不穷的科技产品,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无数人对大城市的生活心生向往。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具有5000多年农业文明底蕴的国度,许多国人在经历了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后,开始渴望回归乡村,寻找内心的宁静、品味难断的乡愁。
城市和乡村,就像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两种血液,相辅相依,不可分割。县域正是二者之间的链接与结合。
县域,虽然规模比不上大城市,却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城市里的重要设施,如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学校、银行等,县里也一应俱全。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的发展质量和生活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
县城里的生活充满着烟火气。生活在县里,走在街上,会有不同熟悉度的人打招呼,乐此不疲;陌生人见面聊两句也能扯出连带关系。交际圈子的重合几率很高,所以在县里生活,名声和口碑很重要。县城的生活,还胜在贴近农村。上班累了,只要短短几十分钟路程,就能来到山川、田野中,感受乡土的气息。
这就是县的“承上启下”——不只是在行政层级上,也体现在日常的生活方式里;既能承接城市的高新产业,也能带动广大农村、农民发展致富。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单元,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切入点。县是中国的底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县里,有生产、生态、生活,有生意、生机、生气。
每一个县,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县,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完善,见证了从封邦建国、诸侯争霸到大一统国家再到新时代中国的历史跨越,至今仍是中国的政权之基。如今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读懂县,才能读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