圃田泽是一个频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原古湖泊，位于今郑州至中牟间。随着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圃田泽湖域也经历了萎缩、干涸直至今日湮灭的沧桑过程。自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渠水》对圃田泽范围有一个大体的概述，至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圃田泽八泽三十六陂的描述可知，古人对此期间圃田泽的变迁有着清晰的历史线索。然而囿于历史文献的不足 (成书于西汉的《水经》内容疏阔，失之简约) ，人们对于郦氏之前圃田泽环境变迁的认识向来较模糊。本文结合近年来这一区域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成果等，探索先秦秦汉时期圃田泽环境与文化地理变迁的历史面貌， 以期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圃田泽在《尔雅·十薮》中称“圃田”，《左传》云“郑有原圃”。《汉书·地理志》云:“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莞叔邑，赵献侯自耿徙此”，这是汉置中牟县属河南郡后，有关圃田泽具体方位的较早记载。至公元六世纪初郦道元注《水经》，其《渠水》云:“( 圃田) 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岗，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元和郡县志》中记载:“圃田一名原圃，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上承郑州管城县曹家坡，今县治北之官渡是也。”到了清同治年间，《中牟县志》卷一记载圃田泽，“西临郑州，《尔雅·十薮》‘郑有圃田’，《左传》曰‘原圃’，源自郑州入八里河，流入中牟境为大泽，梁惠王开大沟以行圃田之水，由浚仪分渠，秦汉唐宋累加疏通，高者出而可耕，下者散而成汇，今为泽者八，为陂者三十六，实圃田一泽之所分也。”

由此可知，历史时期的圃田泽在郑州至中牟间的广泛区域经历了由大薮至数量众多小泽、陂的沧桑过程。其范围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始有大体界限:“西限长城”应是指魏长城遗址，位于今圃田乡李岗村东岗，青龙山实为一圆形土岗，高约 40 米，系有带沙性的黄粘土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8－12厘米，夯窝较平，包含遗物甚少，由此向东南有高低不一的山岗 10 余个，至潮河边，又沿河向西南方向，和史料记载的圃田泽西魏长城位置相符;  “东极官渡”，官渡是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之一，又称官渡台、中牟台，现存有官渡镇、官渡桥地名; 圃田泽‘北佩渠水 ’，是说泽的北限是鸿沟水系。郦道元时代的圃田泽东西狭长，南北窄缓，到了清后期，因大多湖沼淤平湮没，已变成受源于郑州八里河的八泽三十六陂了。

事实上，由于受补给源水环境的稳定，先秦时期圃田泽湖域范围远远超出后人记述的范畴。

郑州地处嵩山山前丘陵余脉向东部大平原过渡地带，西部、南部多低丘高岗地形，北部、东部为冲积平原，地势东、北低，西、南高。由豫西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的邙山止于郑州西北，在郑州北郊至黄河南岸的邙山之间以及郑州东郊地势较为低洼。先秦时期，在郑州西北、北部和东区低洼地带长期存在广袤的湖沼水域。根据邹逸麟先生的考证，自春秋战国人们从郑州西北广武山附近，引黄河水东南流造成鸿沟水系的形成，直至《水经注》成书的时代，在郑州地区所处的黄淮海平原西部，始终存在着两条因地势低洼而相互连接的湖泊沼泽地带: 一是豫西山地山前冲积扇和鸿沟运河西侧自然堤交界处有一条自北而南的湖泊洼地带，由豫西山地发源的河流受鸿沟西侧自然堤阻隔潴聚而成; 二是在豫东、鲁西南平原有一条东西向排列的湖泊带，这些湖泊连接许多东西向河流如黄河、济水、濮水、汴水、睢水等的堤间洼地及河口洼地，著名的湖泽有圃田泽、孟诸泽等。鸿沟水系的开凿是古人利用自然地势，引黄河水贯通沿途的河流、湖泊沼泽，形成系统的航运灌溉工程。然而在鸿沟水系形成之前，在郑州北郊和黄河南岸邙山之间的低洼地带长期存在一系列的自然湖沼。发源于嵩山东麓的河流及泛滥的黄河水在郑州西北潴聚经由郑州北区的洼地向东流去，在郑州北区和东区形成连续不断的湖泊沼泽地带。

圃田泽的形成是因郑州至中牟间的浅平洼地长时期潴水而成，补给水源源自上游河流来水及自然降水，受环境气候影响较大，补给并不稳定，湖沼水域的盈枯变化较大。但在先秦时期，圃田泽水域在很大范围及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根据最近对郑州地区全新世古环境的多学科实地勘察，发现在郑州西北郊直至黄河岸边的广武山之间的广阔地带( 禹荥泽) 普遍存在着厚达 1－2 米的湖相沉积层，根据C14测年资料分析，其存在时间大致距今 7000－3000 年，这说明圃田泽上游源水的补给在长时期内都很稳定，而圃田泽水域的分布也相当广泛。在圃田泽广泛的湖域范围内及其边缘地带，发现数处先秦文化遗存附近有大面积厚厚的湖相沉积层，显示这一区域的积水环境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在今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梁湖村附近，发现有早商及晚商的中型聚落遗存。梁湖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南约10公里的梁湖村一带，该遗址地势较高，北面、东面发现厚度深约1．5米的湖相沉积层，说明遗址东、北区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较为广阔的水域， 南面和西面则为地势较高的浅丘。遗址面积超 30 万平米，遗存包含龙山、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上层一、二期白家庄期、殷墟三四期及西周早期文化层及各类遗迹。该遗址出土有龙山时代半地穴居房屋和商代祭祀坑、大型房基、规模宏大的环壕等重要遗迹现象，为商城周边罕见的次级聚落遗存。梁湖遗址在白家庄期以后消退，殷墟三期再次兴起一直延续至西周早期，遗址北、东边湖沼沉积层较厚，显示水域广布，其进退与郑州商城的兴衰受当时多水环境因素制约的可能性较大。

在郑州机场北约3公里的新郑市孟庄镇寺东高村，有一处西周晚期至战国末年的遗址，局部发现有晚商遗迹和遗物。该遗址位于一高台地上，面积近10万平米，中心部位与周边地势落差约6米左右，高台周边地下3米处遍布厚达1－1．5米的湖相沉积层。该遗址地层关系明确，出土了具有浓郁郑文化特征的矮三足盘等器物。根据地层关系，该遗址第 7 层位于台地周边，深4．7—5．5米，厚约1．2米左右，黑褐色淤泥土，结构紧密纯净，含一定水分，柔软，遇水不散，晒干后较坚硬，为典型的湖相沉积土层。厚达 1 米余的湖相层说明此地经历了长时期的水积环境。遗址在第 4 层战国层以后即废弃，为厚厚的沙土层所覆盖，而湖相沉积层也在此时期同时被沙层所覆压。说明战国以后，随着遗址废弃，此处湖沼逐渐干涸，转而代之的是厚厚的风沙堆积层。在遗址 3a 层深黄褐色土中发现有少量的汉唐时期的筒瓦、板瓦、瓷片等，而积压在湖相层上方的 3b 层灰黄土较纯净，结构细密，含少量细沙，厚达1．3—2．2米。这种情况说明寺东高遗址在春秋战国时期周边湖沼发育仍正常，水域环境明显，主体文化层包含西周晚、春秋至战国时期。然而在战国以后，该遗址废弃，为厚厚的风沙堆积层所覆盖，沙层中偶见唐宋时期瓦片、瓷片。说明自汉以来，该地环境在短时期内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湖沼湮灭，风沙堆积情况加剧。

上述情况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圃田泽湖域范围西可至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附近的梁湖一带，南可达新郑机场附近，而北边则与鸿沟水系交融相通。

二、圃田泽本身由低洼地区潴水形成，其间有诸多高台地，由于水草茂盛，禽畜丛生，极其适宜狩猎等活动。商周时期，这里一直是贵族们狩猎赏玩的苑林之地，《诗经》 中多次记载周王到今中牟圃田泽一带狩猎游玩，《诗·小雅·车攻》:“建族设旄，搏兽于敖”，“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是说周宣王时曾乘驷马车驾会诸侯于洛阳，又率诸侯到荥阳敖地去打猎，还准备去中牟圃田泽，说明在广阔的湖域环境中不少地方是水陆相连 ，存在着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高台地。《史记·魏世家》云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囿读圃，即圃田泽”，显示这一区域水陆通连的环境地貌。水陆便利的环境优势有利于大型聚落及其周边中小型次级聚落的互动与发展。在圃田泽广阔的湖域环境中，迄今已发现数处较大规模的先秦文化聚落遗存。梁湖遗址距离郑州商城较近，是圃田泽西部边缘地带的一处次级聚落遗存。根据清代《郑县志》记载，很早以前在郑州商城东面约2．5公里处有“城湖”，城东约10公里处有“梁家湖”，城东约6．5公里处有“螺蛳湖”。这说明在郑州商城东面，直至黄河南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势低洼，水草丛生，湖沼涟涟。而梁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一遗址在殷墟三、四期时期不仅面积超过二里岗时期遗存，而且保存有大型建筑基址 (F6 、F7) 、祭祀坑、墓葬等重要遗迹现象。据学者考证，商代殷墟卜辞中的“甫”地其地望于今中牟圃田乡至许昌一带，甫族人的活动范围向北延伸至 “沛泽 ” 即圃田泽等区域。根据近年来在圃田泽上游，即郑州西北地区嵩山山前余脉、浅丘低岗构成的盆地内发现的一系列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如小双桥、关帝庙、蒋寨、关庄、岳岗、祥营、洼刘、唐李、西司马等遗址，而处于郑州东区的圃田泽及其周边区域亦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商周文化遗存。如是，上述考证之说可从，则梁湖聚落遗存殷墟三、 四期的文化内涵与文献中的甫族、甫地密切相关。这说明商人的活动范围遍及圃田泽及其周边区域。

祭城镇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区东北部，东风渠与熊耳河交汇处夹角地带的祭城村附近。晚期城址为明清时期。早期城址形状呈长方形，东西1380米，南北约 1000米，城址中部有南北向一道城墙墙体相隔，分成东西两座小城，整体呈现“曰”字状。墙体上顶现距地表0．5－7．0 米，顶宽15．5米，底宽约25米。夯层厚0．05－0．15米，圜底或平底夯窝，夯窝直径0．03－0．15米，深0．3－0．5米。夯土为黄褐灰花土，质地粘硬，结构紧密，含碳粒、烧土颗粒、料礓颗粒、蜗牛壳等，出土遗物有盆、豆、釜、罐、缸等春秋战国时期器物残片。有几座汉代空心砖墓直接打破夯土城墙。根据城墙护坡文化层及城墙、灰坑间的打破关系，此城墙之下还应有更早期文化遗存。但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无法进一步发掘。根据考古调查及地质钻探过程中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大口尊、陶鬲等器物，推测此地出现城的时间可能更早。结合文献记载，祭城村早期古城应为周初所封“祭”国。该城址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据《穆天子传》卷五“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西至于□丘。”云周天子先到圃田之东的“房”地，又行至圃田之西的“祭”地，由是可知祭城镇古城自西周以来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圃田泽西部边缘地带。

寺东高遗址南距新郑国际机场约3公里，遗址高台地形明显，其北、东、南三面存在着厚厚的湖相沉积层，唯西面与陆岗地相连。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遗迹丰富，涵盖西周晚、春秋、战国时期，于战国后期废弃。由于在遗址第六层及其他遗迹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矮三足盘等具有典型郑文化风格的器物，考虑到当时此地湖沼涟涟，荆棘丛生，环境较为恶劣，因此发掘者认为寺东高遗址极有可能是西周末年郑氏先人借虢、郐等地十邑东迁中原之后艰苦创业的聚落遗存之一。根据地层关系，寺东高聚落遗存于战国后期以后废弃，此后为厚厚的沙积层覆盖，说明自汉以后此地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自西汉以后，圃田泽湖域范围内古代文化遗存数量大增，不仅有圃田故城等大型聚落，而且有数量众多汉、晋等时期的墓葬、村落等遗存，分布地点主要在现郑开大道以南。

圃田故城位于芦医庙乡 (现九龙镇) 蒋冲村与白沙乡古城村之间。城址基本为方形，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400米。存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城墙夯层清晰，城外有古墓群和灰坑，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等。据《太平寰宇记》载，北周武帝保定五年 (565) ，中牟移县治于西三十里圃田城，十八年又改圃田城为圃田县。而最近的考古调查勘探表明，圃田故城时代为汉代，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现地表发现有大量汉代筒瓦、板瓦、空心砖等。显示这一区域在西汉以后人烟鼎盛，已不再是湖沼毗连的荒芜景象。

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现今郑开大道以南圃田至白沙镇之间的广泛区域，经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汉、晋等时期墓葬、灰坑、房基、陶窑、水井等遗迹。尤其是在现九龙镇北边龙工机械工业园内，发现有十余座东汉砖室墓直接打破黑褐色湖相沉积层的普遍现象，其上为沙土层覆盖。在墓区北面为一缓丘，发现有房基、水井、陶窑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汉代小型村落聚落遗存。考古发现证实至少不晚于东汉后期，在原圃田泽湖域核心地带已经普遍出现了古人生产、生活和定居的固定场所。

三、事实上，战国以来，圃田泽及其文化地理的变迁与鸿沟水系的消长密切相关。

在魏惠王未开凿鸿沟之前，圃田泽水源来自上游湖泊、河流及降水。自此以后，鸿沟引入黄河水，入圃田泽后充分利用圃田泽的水柜作用进行调节，泽水受源多元化。然而鸿沟的开凿亦表明这时圃田泽湖水可能亦不能满足通航需求，故需引河水补充。自汉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决溢改道，鸿沟 (西汉以后称狼汤渠、汴渠等)系统多次被淤浅，其航运不如以前畅通，航运的地位也逐渐被东面的汴渠所代替。东汉时人们曾经修溶鸿沟 ( 时称汴渠) ，结果发现“水门故处，皆在河中 ” (《后汉书·王景传》) 。由于鸿沟取水口数次东移，圃田泽和鸿沟上游渐趋分离，鸿沟水系原圃田泽段自汉以后渐至萎缩乃至颓废，环境地貌发生了较大改观，至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圃田泽和鸿沟水系(时称渠水) 已成为各自独立的水域系统。

依据寺东高周代聚落遗存废弃于战国后期，此时周边尚有大面积的水积环境。根据祭城镇古城座落于圃田泽西部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事实，以及梁湖遗址的考古发现，基本可以勾勒出先秦时期圃田泽湖域的大致范围: 南至郑州国际机场附近，西至祭城古城、梁湖遗址一线，东边、北边则与鸿沟水系相融 。在这一广阔的区域，随着上游源水变化情况，湖域范围会有所盈缩，但根据湖域内战国以前文化遗存、遗迹所处台地环境及其数量较少的事实，这一先秦时期圃田泽湖域范围的界定变化不会太大。

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之时，圃田泽已萎缩为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的狭长地带，其间还有众多沙岗。结合在圃田泽湖域核心地带发现的大量汉晋时期的文化遗迹，可以推断，两汉之际的气候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直接导致这一区域地表水显著减少，圃田泽湖域范围迅速萎缩: 一方面裸露的大量肥沃湖泽地为人类的生存定居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自此以后风沙堆积情况加剧，导致这一区域环境恶化，圃田泽与鸿沟水系渐趋分离。